对撞机｜这一年来：重新认识数字人文历史与基本问题

《这些年来》——张国荣在“跨越97”演唱会之后的第一张粤语专辑的同名曲，起首这样唱道：

“投入过 怀念过 忘掉过 这角色要几多有几多

任何样子都可 似雪片掠过星河。”

略过后续的煽情，仅借用头两句歌词来概括忝列零壹Lab轮值主编组一年以来，自己的心得感受，倒也贴合。

2015年最初知晓 “数字人文”（以下简称DH）这个概念时，我正在爱尔兰梅努斯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访学，也就是后来我们零壹Lab报道并专访过的Susan Schreibman教授主持的DH项目所在的高校。出于对这个新兴领域的兴趣，我加入了梅大的DH研究集群——一个和大多数DH研究集群类似的松散“共同体”，逐渐结识了来自其他学术机构的数字人文研究者，也合作撰文参与了爱尔兰、英国的相关会议。接下来与零壹Lab机缘的结成是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与CJ老师相识，经不起鼓励遂接下了橄榄枝；尔后CJ老师牵头组成4位轮值主编+学生编辑的团队，经酷暑到金秋的酝酿，零壹Lab于2016年10月10日正式上线。

交代这番由来是因为当零壹Lab一周年之际，对自己所作和翻译文章的梳理将线索导回了最初：即便经过了与DH频繁、密切接触的这一年，无论理论思辨还是具体研究，最能牵动我的神经的，仍然是初识DH时引起我的好奇心乃至好胜心的一些疑问。好奇心自不待言，这是每个学术工作者（还是对自称学者有些不适）的共性；好胜心，所对应的就是传统人文学者的软肋——在强势并逐渐完善的定量研究面前，或者更广义地，在定量范式为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思路不断扩张的“威胁”之下，人文学科捍卫自身合法性与生存空间的体虚兼心虚以及人文学者群体内部不断分化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从这个宏观层面来看，个人的好胜心关联的是集体的无意识，而对于后者，我更愿意将其定义为一种“被迫害妄想”。称之为“妄想”，是为了将其破除，因为它已经在DH的普遍接受和专业讨论（属性、应用、方法等）方面塑造了误解，并且很可能将误解固化为刻板印象。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误读是对DH近乎公式化地简化：“DH=人文学者+数字化+计算工具+可视化”，其中隐含的目的则是人文学者收复失地的雄心。

回顾DH并不算长的历史，尤其在中国，DH突然浮出水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干柴烧开了科研的这一锅水（零壹Lab讨论大数据以及DH研究与数据关系的文章链接见文末）。然而对于中国的 DH学者，这种处境其实十分尴尬也十分危险，因为这种走红很可能意味着被强加一套话语逻辑而背离初衷。参照国际学界的情况可知，从“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到“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DH的发展历史也是一个不断扬弃自身的过程，而从这样的一个历史沿革来看，“定性—定量”之争实在是一个太小的格局了，中国DH学者如果还不能抛弃这一“被害妄想”，恐怕只能收获一个被拘囿的、畸形发育的数字人文。

“定性—定量”之争与数字人文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在零壹Lab的文章中其实占据了不小的比例。从CJ主编的几篇文章（原文链接见文末）和我个人翻译的两篇文章（原文链接见文末）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DH恰恰是要颠覆某个范式独大的逻辑和学科结构。尽管新的趋势伴随这技术革新仍在涌现，但这几篇文章已经揭示了一个基调：DH这个新的领域应该是各种学科与范式杂生的、开源联合的和去边界的，是方法论优先而非认识论优先的。当然，认识论的疑问不容回避，而就这一方面而言，要澄清针对DH的一些的误读或是回应质疑，零壹Lab有金观涛教授的文章：《數位人文研究的理論基礎》（原文链接见文末）可供参考，这里不再赘述。

再回到那个幽灵般的问题——人文学科危机。事实上，这一命题本身就存在着悖论：身份作为一种相对的、关系性的界定，是一种被给予的焦虑，它只有在被提示其存在时，才成为问题。倘若一定要从差异性的角度定义人文学科，那么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比，其特殊性或许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具有更强的反身性（reflexivity），也就是说，研究更近距离地指涉着一纸论文背后的那个人（研究者）；而正因为是就个体而论，身份也就应该被理解为多元、包容和流动的各种角色：

投入过 怀念过 忘掉过 这角色要几多有几多

任何样子都可 似雪片掠过星河……

数字人文历史与基本问题

数据对人文学科到底意味着什么？

END

主编 / 吴维忆

责编 / 顾佳蕙

美编 / 傅春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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